十年前，当雷曼兄弟宣布破产时，银行间信用市场冻结，华尔街陷入恐慌，企业遭受冲击，不仅美国如此，全世界亦然。政治家疲于应付危机，经济学家则纠结于20世纪80年代以来低商业周期波动的“大缓和”是否正演变为另一场大萧条。

　　拜各国央行过去十年向全球经济注入的数万亿美元所赐，资产市场反弹，公司并购狂飙突进，股票回购成为管理智慧的标志。相反，实体经济在乐观和下行风险之间起起落落。决策者告诉自己，高股价和出口会刺激平均收入增长，但事实是，大部分收益都被金字塔顶端的群体拿走了。

　　事后看来，危机酝酿期的自满显然是不合理的。但危机发生后，这一点并没有多少改变。

　　这些趋势表明了一个更大的危险：对体系丧失信任。亚当·斯密很早就认识到，过多的干预最终会影响到基于规则的体系的合法性。造成危机的人不但没有受到危机影响，反而从中获益。

　　在去年全球动荡的环境中，许多经济建制派迫不及待地开始展望光明前景。除了美国之外，最近的增长估计都不及此前的预期，一些经济体甚至出现了放缓。中国和印度仍势头不减，但越来越多的新兴经济体称受到金融压力。在央行大谈货币政策正常化的时候，资本外逃和货币贬值风险让这些国家的决策者寝食难安。

　　主要问题不在于增长萎靡，而在于增长主要靠债务推动。到2018年初，全球债务规模已升高到近250万亿美元——比年度全球产出高三倍——而十年前只有142万亿美元。新兴市场债务存量占全球之比从2007年的7%升高到2017年的26%，这些国家的非金融公司贷款占GDP之比从2008年的56%升高到2017年的105%。

　　此外，发达国家货币政策紧缩的消极后果有可能会比较严重，因为资产泡沫已与实体经济复苏脱节。尽管股市仍然繁荣，但工资停滞不前。尽管危机后债务有所膨胀，但发达国家的投资与GDP之比仍在下降，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的这一比例也保持稳定。

　　在这一脆弱状态上，高悬着一个大大的“已知的未知”。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贸易战既不会减少美国的贸易赤字，也无法阻止中国的技术进步。贸易战唯一能够“做到”的是增加全球不确定性。更糟糕的是，全球经济正面临人们的信心逐渐消失的局面。对于那些现在饱受金融动荡威胁的国家来说，全球贸易体系的破坏所带来的伤害将是巨大的，且避无可避。

　　但这并非战后自由秩序末日的开始。毕竟，该秩序的松懈早就已经开始了——巨大的资本崛起，充分就业不再作为政策目标，工资与生产率脱钩，公司和政治互相勾结。在这样的情况下，贸易战被理解为不健康的超全球化（hyper-globalization）的表现。

　　同理，新兴经济体也不是问题。中国伸张其经济发展权利的决心受到许多西方国家的怀疑，但中国所使用的正是发达国家在经济阶梯上攀爬的标准做法。事实上，中国的成功正是1947年联合国哈瓦那贸易和就业会议上所提出的愿景，在这次会议上，国际社会为日后的全球贸易体系奠定了基础。今时与往日的不同之处，印证了当前的多边秩序已脱离初心远矣。

　　起初，雷曼危机确实引起了多边主义精神的复兴，但这只是昙花一现。我们这个时代的悲剧是，当我们需要更加坚定的合作来解决超全球化的不平等性问题时，“自由贸易”的鼓声却淹没了那些体系内恢复信任、公平和正义的呼声。

　　没有信任，就不会有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