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联储(Fed)上周悄悄结束了第三轮量化宽松(QE3)，这场货币政策实验招致了各种“末日”警告，警告的矛头既对准量化宽松的退出，也没放过当初启动这项政策。

　　美联储的激进货币宽松政策——以及英国央行(Bank of England)采取的与类似措施——还没有被普遍接受。在东京，日本央行(Bank of Japan)上周五宣布，尽管内部有人反对，但它还是将加大其量化宽松政策的力度。但在欧元区，尽管上周数据显示通胀连续21个月低于目标，行动迟缓的欧洲央行(ECB)却尚未跟进。

　　尽管构建精确的反设事实(counterfactual)是不可能的，但极有可能的结果是，美联储和英国央行是正确的，而欧洲央行和日本央行内的怀疑论者错了。量化宽松政策正是重振美国经济的正确尝试：实际上，有一派批评者颇为令人信服地提出，该政策本应更快出台，而且现在就退出还太早。目前美国的失业率低于2008年底全球金融危机冲击经济之时，而欧元区的失业率比那时高出3个百分点。

　　对美国来说幸运的是，危机爆发时领导美联储的是研究大萧条(Great Depression)的学者本•伯南克(Ben Bernanke)。如果美国国会也能汲取20世纪30年代的教训，保持宽松的财政政策，而不是制造无厘头的债务上限危机，落在美联储肩上的刺激负担本来不至于这么沉重。欧元区（推行适得其反的财政收紧）和日本（过早上调消费税）正犯下类似的错误。

　　“硬通货”狂热分子的担忧（即量化宽松将引发恶性通胀）已被证明是完全错误的。量化宽松是对经济衰退、财务困境和通缩威胁时期的回应。货币政策传导的正常规则并不适用。

　　公平地讲，相比有关通胀的危言耸听，某些针对量化宽松的批评更有水平，它们理应得到更完整的回答。其中一个批评是，通过提振主要由富裕家庭拥有的股票等高风险资产的价格，它加剧了不平等。另一个批评是，通过创造席卷全球金融市场的流动性、推动投资者竞相买入高风险资产，量化宽松在新兴经济体鼓励了鲁莽的放贷和高得危险的杠杆，一旦关闭流动性将造成混乱。

　　有关不平等的论点是合理的，但未经证实。例如，英国央行副行长本•布罗德本特(Ben Broadbent)最近辩称，英美央行只是在把政策向下调整至一个较低的自然利率。无论如何，尽管不平等加剧是一个正当的关切，但借助一场严重经济衰退促进收入和财富平等不是对策。

　　同样，对新兴市场的影响不应被忽略。然而，即便量化宽松政策确实导致大量的资本流入，新兴经济体原本也可以采取措施应对廉价资金洪流。资本流入管制，审慎的放贷监管，收紧财政政策以制约赤字：这些做法都是可用的。

　　就像解决国内的不平等并不是美联储的责任一样，管控海外经济体的杠杆也不属于这家美国央行的职责范围。金融危机期间，美联储向其他国家提供美元互换额度、以保持全球金融体系的流动性，在这方面它做得不错。但外界不能指望美联储把世界其他地区的利益置于美国利益之前。

　　美联储的量化宽松政策起到了确保全球金融危机不致演变成又一场大萧条的作用。其他地方（尤其是欧元区）的央行应当从中有所借鉴。